2017年,根据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刘仁前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著名导演韩万峰执导的电影《香河》在泰州开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片由潇湘电影集团、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泰州姜堰区委区政府、泰州量润影视等联合摄制,韩万峰执导。电影由刘仁前的同名长篇小说《香河》改编而成,《香河》被誉为“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是一部“里下河版的《边城》”。展现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兴化水乡的故事。该片以哑巴阿根伙为叙述者,讲述了他的父辈和子女以及身边普通人的命运沉浮。

日前,电影《香河》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根据作家刘仁前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潇湘电影集团、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泰州姜堰区委区政府、泰州量润影视等联合摄制,韩万峰执导。影片展现的是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兴化水乡的故事。该片以哑巴阿根伙为叙述者,讲述了他的父辈和子女以及身边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与会者表示,《香河》节奏舒缓,剧情精简,人物鲜明,展现了原生态的里下河风光,就像一幅淡淡的音诗画,让人看得意犹未尽。全片剧情既没有惊涛骇浪,也没有悬疑惊悚,那一湾缓缓的河水,一处静静的村落,一群淳朴的村民,还有那别样的风情、风景、风土、风物,将具有浓郁苏北风情的河边小村全景式展现给观众,村民们细致而有滋味的生活,勾起观众对兴化水乡的无限向往。

我是在乡土作家或地方写作的意义上来定位刘仁前的写作的。没到过江苏里下河地区的人可能对刘仁前还比较陌生,但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就会吃惊于他的写作对这里的人们、这里的读者的影响。刘仁前就在他们身边,他就在他们当中写作,更重要的是,刘仁前笔下的文学世界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乡里乡亲,看到了自己。正是刘仁前以及他的同道们,令人惊讶地显示了里下河地区旺盛的文学生命力。
我们已长久不从这个角度讨论文学了。文学对普通民众,对乡土和地方变得遥远了,对大众来说,文学是别人的事。文学的活动,文学的研究,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事都变得“势利”了。文学有时就在比谁的作品挣钱多,或者,比谁的作品“文学性”强,技术含量高,或者,比谁拿的奖多,拿的奖金高。就是少有人去关心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关心普通民众的文学权利。少有人关心一个地方,一个社区,还有没有自己生根的文学,文学在这些地方和社区中还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参与到这些不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他们还有没有自己的写作者?本来,以普通民众和地方的文学生活为基础,然后才有专业的写作、高端的写作和跨文化的写作,这才是文学生态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忽视和轻视作为源头的普通民众与地方的文学存在,那文学必定根基不牢,后继乏力,同时也是对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意义的抽空和削弱。
现在,终于提到“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了,特别是提到民众在文化中的“自我表现”,我们能否从文化民生的角度,讨论一下文学的位置,将重心下移呢?
应该向刘仁前们致敬,向这些坚持在地方、书写地方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是地方的文心和文脉。
今年年初,刘仁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两部长篇小说《香河》《浮城》,《香河》是第二版。这两部作品都是写他的家乡里下河的,是一个系列。《香河》的故事时间是在文革,但刘仁前不是写文革,而是写里下河的文化,写里下河的风土人情。因此,作品是散文化的,除了柳家的故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完整的戏剧性的故事单元。刘仁前实际上是以里下河地区的节气和农事为叙事线索,一方面是里下河地区富有特征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亦农亦渔,一方面是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老病死,婚嫁喜丧。自然与人文交织在一起。刘仁前用他的“香河村”叙事完整地呈现了自足运行的“乡土中国”,也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华东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
《香河》结束的地方是《浮城》的开始。《香河》的视点是最基层的村子,而《浮城》的视点从村子到了乡镇,到了县城,但它呈现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区的景观,自然的、人文的和政治的。《香河》中青涩少年柳成荫大学毕业后几经磨练,到了《浮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已经成了楚县的县委书记。从《香河》到《浮城》,刘仁前试图给我们一个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态全景。《浮城》的着眼点是非政治学的,而是乡村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它延续了《香河》的美学风格与意义图式。作为一种生活记忆,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治标本,刘仁前的回溯是有意义的。
在与泰州朋友交谈中,他们对扬州、泰州这个江苏腹地行政区划的变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地区市县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浮城》中写到的兴化百年一遇的洪水,对各市县领导人的任职、起伏、命运和他们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着清晰的记忆。这是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记忆模式。不过,这种“微观政治史”以有别于“正史”和文书档案的方式被传播和书写,它们被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了。这样的叙述中,官员有时不过是一个符号,是一种叙事的线索,通过对农村与乡镇的政治人物的叙述,人们可以方便地将一个时期的生活整合串并,使本土历史单元化。对于里下河地区的读者来说,它是一部断代史,它以个体书写的方式在为一个地方作传。
这就是《浮城》的文化背景与叙事渊源。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县级政治的许多故事,看到在当年乡村还较为封闭、稳定的情形下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它不可能单纯地在政治层面运作,必然牵涉到乡村隐蔽的权力、宗族、人伦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小说开始于柳成荫从邻县调回自己的家乡任县委书记开始,这里是他的故乡,他的父母和亲戚,有他的同学,昔日的恋人,有他的老同事,老领导。柳成荫的每步施政都要面对这些人与事。所以,与其说作品在写柳成荫,不如说是通过他展现那个年代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史和人情史。
刘仁前们的意义不仅是地方文学原创力的有力体现,更在于他们的书写是故乡的文学传记。也许人们会质疑后现代社会地方性写作的意义,但是地方依然存在,经验的差异依然存在;地方性写作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生产的重要渠道,它构成了与“通用写作”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写作类型与写作风格;就中国目前的地域文化与民间经验而言,地方写作显示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文学的地方性写作不是采风,不是他者的田野调查,不是奇异景观的炫耀,而是由当地文人书写和创造的当代经验。所以,它在地方文化书写的保真度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地方文化精神的提升上具有亲和性,它关涉到地方经验的存留。我们的地方正在消失,城镇化使传统的乡村趋于消亡,正因为如此,地方的想象、书写和记忆的打捞就有了文化抢救一样的意义。
专心地为故乡写作,也许他们一辈子都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但在故乡,他们的作品注定比某些宏大叙事流传更久远。

经过一年的拍摄、制作,期待已久的《香河》即将上映。2018年4月4日,电影《香河》观摩研讨会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会议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制片方、专家学者、媒体代表等,各方就电影《香河》的风格特色、内涵意义作了深度讨论与剖析。

“原著吸引我的就是里下河人情和泰州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这也是让我决定将其搬上银幕的重要因素。”韩万峰介绍,为了尽量展示原汁原味的里下河风光,电影全部在泰州取景,并在泰州招募了百余名群众演员。里下河的风俗民情、婚丧嫁娶、文化美食、服饰建筑等,在影片里都有体现,使得该片成为南方电影中极具地域特色的作品。据介绍,该片将在今年下半年通过文艺院线、电影频道、网络媒介等多种渠道与观众见面。

饶曙光:《香河》是一部非常有特色、非常有风格、有内涵的影片。我觉得它更是一部社会风情画,更是人性风情画。这也是把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之初的乡土叙事,又进行了一次现代性的复活,让我们回到那个记忆里面,同时也激发我们某些乡愁的情感记忆,这应该是影片给我们呈现感受到的对象。

对影像处理和表达上,这里面隐藏着很多风格化对象。但是我看万峰导演的作品,他的风格化呈现,是在叙事当中有意无意呈现出来的,而不是现在很多艺术导演一看就是要给你做这个,我们看到整部影片叙事非常的顺畅,尽管有那么多的人物关系,他依然保持非常沉稳的风格。风格化的沉淀,显示了编导在这一方面避免了有意的风格化呈现。我觉得这个电影有特点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阐释。

我们在快节奏生活当中,如果能静下心来看这部电影,可以获得很多丰富的感受。除了文学给我们呈现的之外,导演隐藏的风格呈现,都让这部影片完成了导演对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追求。

费振钟:这一部电影,是作为影像和作家作品结合的第一部开篇之作,
要说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特色意义。因为我现在在做1970年代的课题研究,1970年代是中国乡村当中是变化很大的,又是转折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其实生活在经过前面20年之后,再向后面几十年变化,这十年特别重要。这个时候里下河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代表着中国的乡村生活。在这个时段当中,中国乡村的农民们怎么生活的?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具有世界性意义。这部电影拍出来以后,说要介绍到国外去,希望能够引起注意。

刘仁前:我作为一个在基层写作的作家,生活在基层,扎根在基层,作品能被一个拍了22年电影的导演看中搬上荧幕,我很激动。《香河》这部作品也是反映一个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生存状态的一部作品。里下河这样的地域非常广阔具有1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这样的地域它有非常独特的自然环境、地理风光、民风民情,也有非常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各位都知道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我们的先贤。现在在中国文坛比较活跃的毕飞宇先生,也是我们家乡走出来的作家。还有汪曾祺先生,他是里下河地域的灵魂一样的作家,他的作品影响了一大批作家。

我本人是农村土生土长的,生于60年代。
当我有一定认知之后,会感觉现在的乡村已不是我们儿时的乡村。再晚一辈的年轻人,他们对我们儿时乡村的记忆,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了。习总书记号召大家要记得住乡愁,所以我就想到把一个消失了的乡村,一个有乡愁的所在,能够再现出来。告诉年轻一代,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群体,那些普通的民众在并不缺少磨难的背景下,他们怎么样面对自己的生活?怎么样面对所经历的困难?怎么样化解自己生命当中的难题?电影当中有婚丧嫁娶的情节,就是想告诉人们,那些乡亲们把原本平淡无奇的日子,操持得有生有色、有滋有味。虽然有悲伤、有忧愁,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矛盾,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愿望,有自己美好的情感,有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诉求。他们这种喜怒哀乐的再现,我觉得呈现了人性最本真的一面,也是生活最本真的一面。

《香河》之后还有两部作品,《浮城》和《残月》,这三部作品构成“香河三部曲”。

徐可:刘仁前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中的一位重要作家。我是里下河“郊区”的,离他那儿很近。我看他的小说还是电影也好,无论从地域背景、时代背景都有高度认同感。从地域角度来说,看到非常的亲切和感动。从时代来说,电影是70年代,我是60年代人,那个时候10来岁,特别有小时候的记忆。电影里面的农活,包括割麦子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是大家排成一排,一个人分割几溜往前推进,当时我死活想不起那个场景,这部电影也勾起了我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我觉得电影很好的把小说诗意化、风情化、风俗化的特点,吸收进来,并且很好的反映到人物上来。

韩万峰:从打算拍这个电影,到现在大概用了三年。我有七年的乡村经历,这是触动我做这部电影的原因。我想回归乡村电影本真的状态,做一部远离意识形态的电影。

在创作过程中,我主要考虑四点:1、我希望做一部关于记忆的电影,能给中国的70年代,留下这样一个记忆。2、在人物塑造上尽量用全景的视角反映一个村庄的家长里短,真实的原汁原味的再现,去做一部具有真实类型的电影。3、电影主要人物的选择。我让村支书身份变为了大队长,通过建学校这件事,完成他个人精神救赎。4、对小说原著精髓尽量保留。在电影中的人名都是小说中的原名,尽量保留小说中赋予的里下河特定的人物性格的鲜活性,尽量能够恢复那特定年代的一种记忆。

王一川:这是一部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年代,追求个体自由的电影。影片不仅反映了物质匮乏,也反映了精神的匮乏,在双重匮乏的年代背景下,人们追求着个体的自由。这是一部演绎了里下河水乡风俗的诗意电影。

尹鸿:它是带有很强文学性的一部电影,塑造了一群人物群像。电影把引起的人物命运变化的事件呈现出来,有一个特别宏大的布局。从艺术上来讲,它是散点式的叙述,而且还用了哑巴画外音的来叙述。用了当地的音乐和旋律,很有特色。音乐跟场景配合度,人物情绪和心理的配合度也非常好。这部作品是我们回初心改革开放四十年大思潮的一分子,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记忆和独特的人物形象,也做了很多探索。

王海洲:这部影片发挥了韩万峰导演的一贯的追求,因为他对民俗题材比较感兴趣,往往会拍一些风情化的东西。韩导刚才讲记忆,在这样一个文本选择情况下,他也动员了他个人的记忆。整个来看介于画面、个人叙事的选择,对70年代做了交织的融合,这是我感受比较深的。不管是当代题材还是历史题材,关于中国建国以后七八十年代,展示生活表象的东西比较多,他通过展现生活的表象,让观众观看通过自己的记忆去感受。文本也是这样,让观众自己看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记忆去剖解意义,双贫困年代人对自由的追求,这是导演的创作风格,在影片当中也是坚持、贯彻、完成了。

张卫: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我马上联想到《城南旧事》、《芙蓉镇》,以及沈从文的小说,前两部电影都是根据文学改编的。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么深厚的文学底蕴,我就后悔当年做的一件事。8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影的文学质疑”,我当时跟张俊祥辩论,他说:你现在想电影有没有文学性?现在回想电影的文学价值真是不应该质疑。刘老师的小说很厉害,如果他没有提供这么深厚的底蕴,这个电影达不到我们感受的程度。

文学改编的电影和我们电影界的商业片、类型片是两个文化形态。文学改编的电影可以成为历史沉淀下来的经典作品。类型片过眼云烟,当时把钱挣完之后,可能就被人忘了。所以,文学改编的电影,应该是电影文化重要的门类。我觉得文学要比电影更长,可能更成功、更细致、更深入,所以它的美学成就非常高的。这部小说直接描写人性和农村乡土社会,所以这部电影应该有更长久的保留价值,这也是一部根据文学改编才能取得这样的美学成就。因此,我对文学的价值再次表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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